重新发现“大发现时代”

作者：朱联璧

有关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通俗史著、纪录片甚至是电子游戏都相当丰富。因此，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和史前史作家布莱恩·M.费根所著《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以下简称《大发现四百年》）大量使用了欧洲人的书信、史著、航海日记还有小说作为参考资料，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些文本中所记录的原住民社会的情况。

(资料图)

这些原住民在与欧洲人接触时，尚未发展出和欧洲国家一样分工复杂的社会，也没有造出热兵器，又或是形成了有文字圣典的宗教。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他们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中。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素来对研究原始社会感兴趣，无怪乎费根将目光投向了这个群体，以他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大发现时代”。

从个人经历来看，费根算是一名非典型的、书斋里的考古学家。多数情况下，考古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发掘遗址。生于英国的费根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依然是一名典型的考古学家，不仅长期在今天赞比亚的博物馆工作，还曾参与发掘了一系列有1000年历史的赞比亚南部农庄，并萌生了向大众传播考古学知识的兴趣。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担任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副教授。由于确定自己不会再回到非洲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费根决定移居美国，并从1967年起开始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大学人类学系的教职，直至2003年。

也是在加入圣塔芭芭拉大学之后，费根发现没有现成好用的考古学入门课本。为了应对教学的需要，他开始撰写讲述基础的考古学知识和理论方法的书籍。这类书籍自1972年起陆续出版后畅销至今。随后他又开始写作大量的史前史、古代史和考古学通俗读物。进入21世纪之后，他把写作重点转向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可谓因时而著。

之所以需要简单说明费根的个人经历，是因为对于习惯了阅读历史著作的读者来说，会发现《大发现四百年》的写法有所不同。多数历史著作会采取时间先后的顺序讲述不同空间中发生的相关事件，但《大发现四百年》并不是按照欧洲人和某一地区人接触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这些原住民出场的。除了将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美洲的阿兹特克人、亚洲的日本人、南太平洋的塔希提人、塔斯马尼亚的范迪门人、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人、加拿大东部的休伦人、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这九个群体分入三组进行讨论之外，他也以“文化冲突”“工业革命”和“高贵的野蛮人”作为讲述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接触的关键词，并使用了大量图像资料，更为直观地展现欧洲人眼中的非西方世界。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费根在第一章中辟出一节进行讲述。除了依靠欧洲人留下的史料之外，民族史、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也贯穿在了《大发现四百年》的写作之中。这些学科的方法与历史学的不同之处，既包括引入了更多类型的研究资料，如口述资料、图像资料和实物资料等，也呼应了不以时间先后来排列研究对象的写法。而且，作为独立学科的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就是欧洲殖民者对原住民社会的调查。费根认为，自己所描绘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接触的场景，都只是“转瞬即逝的印象……并不意味着社会是静态的。全然相反的是，动态变化总是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的特征”。而在书中，费根也尽力兼顾对具体文化群体的细致描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不同文化群体的特征，辅以对外部世界所具有的整体特征的概述，同时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展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冲突”。

费根所谓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冲突”的表现并不限于文化层面。即便是在文化层面表现出的现象，也可能包括诸如疾病这类非文化性的因素。因此，《大发现四百年》的副标题（同样也是原著的主标题）“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文化史著作，而是汇总了不同族群接触后的结果在文化层面的表现。

费根在导论中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的说明，能帮助读者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殖民者在面对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原住民时，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不少欧洲殖民者关心的是如何与原住民做生意，或在当地经营种植园。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殖民者则关注起如何将殖民地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纳入英帝国的商业体系之中。由此常常意味着殖民者需要在当地居住的时间更长，对原住民社会的控制力度更大，对于原住民社会造成的破坏也就更大。因此，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相遇和接触的时间，以及特定欧洲国家自身的现实，都会影响他们选择以怎样的方式和原住民社会建立联系。

《大发现四百年》中另一重要的关键词是“高贵的野蛮人”。16世纪登陆弗吉尼亚的阿瑟·巴罗说发现自己“被全部的爱和善意，以及同样多的慷慨招待，按照他们的风俗，倾其全力地给予。我们发现人们非常温和、可爱和忠实，没有任何欺骗和不忠，如同黄金时代作风的延续”（第157页）。此时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社会的看法是积极的，认为这里是人间真实的天堂，原住民则是自然之子。然而矛盾的是，殖民者在抵达非洲和美洲后，常常采取掠夺和杀戮的做法，破坏着他们笔下的天堂。随着欧洲人在和非西方社群的接触中不断确认了自己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加上种族主义等新观念的出现，他们慢慢放弃了“高贵的野蛮人”这种理想化描述。野蛮人变成了低等人，只能接受欧洲人的归化，无论是种族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

虽然《大发现四百年》初版发行距今已有将近四十年，但在布莱恩·M.费根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更复杂、更生动、更多样的非欧洲族群在与欧洲人相遇时的境况和反应，宛如发生在昨日。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悲苦欢愉、他们的人生抉择，都能牵动起读者的心绪。只是，用四十年后的眼光来看，费根对于殖民者的批判依然显得温和。他以“文化冲突”而非“文化灭绝”为书定名便是最直观的例证。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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